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高度评价党的七大，说它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七大在延安召开之际，邓小平正在千里之外的冀鲁豫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出席这次盛会，但他对七大的筹备、七大路线的形成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中说，“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要提拔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邓小平就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
精心组织晋冀鲁豫代表团七大代表推选工作
由于战争环境等多种原因，七大的召开曾多次延期。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召集党的七大的决议，1939年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要求各地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此后，各根据地、边区开始推选七大代表，并陆续派往延安。1943年10月，邓小平负责全面主持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七大的各项准备。
在筹备七大的过程中，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中央决定增加部分七大代表名额。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询问各地区增派代表情况。邓小平于10月23日复电作了周到细致的汇报，不仅有新增名额的情况、代表启程时间、出发地，还提供了备用名单请中央审查。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北方局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区委分别落实了新增代表名额。晋冀鲁豫代表团105名代表，有45%以上是在邓小平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