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家人抗戰”到全民族抗戰

眾所周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然而，“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是經過了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6年才最終形成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七七事變后，抗擊侵略、救亡圖存成為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中國由此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並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從局部抗戰到全民族抗戰的形成，東北人民最早經受日軍鐵蹄蹂躪的苦難，也最早奮起反抗，拿起武器同侵略者進行殊死搏斗。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宣傳和積極推動下，從東北到全國，從平民到軍人，從家庭到社團，最終形成全民族抗戰的眾志成城。本文試從“一家人抗戰”的視角，分析群眾性抗日運動對促成全民族抗戰的重要作用。

“一家人抗戰”指的是，1932年2月，吉林省敦化縣沙河沿鎮東南台子首富戴萬齡，在他年逾六旬之時，毅然決然舍棄幾代人奮斗了半個多世紀掙得的萬貫家財，帶領全家男女老幼四代57口人、全族200余人，參加國民抗日救國軍，奔赴抗日戰場。到抗日戰爭勝利時，戴家投身抗戰共計犧牲50多人。東北抗聯主要領導人之一周保中將軍曾對戴家舉家抗戰的英雄壯舉和在作戰中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多次著文給予高度評價。戴萬齡“一家人抗戰”的事跡越來越多地被挖掘、被發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關注它，不僅是“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的需要，更彰顯了戴家舉家抗戰在形成全民族抗戰中的重要作用。

全民族抗戰的實現，是一個人民大眾不斷覺醒的過程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就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的口號。宣言指出：“隻有群眾斗爭的力量，隻有工農蘇維埃運動的勝利，才能解放中國。”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號召“黨在這次事變中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群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的無情的革命爭斗上來。抓住廣大的群眾對於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爭斗，抓住一切災民，工人，兵士的具體的切身要求，發動他們的爭斗走到直接的革命爭斗。領導群眾（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的奴役和侵略”。

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依靠“群眾斗爭的力量”和“領導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政策”，實際上揭示了走全民族抗戰的道路。但是，全民族抗戰的實現，是一個人民大眾不斷覺醒的過程，是一個先進分子不斷引領的過程。盡管當時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但許多有識之士毅然沖破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創造了一系列民間抗戰的形式，如1932年2月8日原東北軍第27旅第676團第3營營長王德林創建了中國國民救國軍。

“戴家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影響和推動下組建、轉型和發展壯大的

在中國國民救國軍中活躍著一支被稱為“戴家軍”的第5營。這支部隊就是以戴萬齡家族為基礎組建的，由戴萬齡任營長，直接指揮。實踐証明，這支特殊的隊伍熟悉戰場環境、熟悉指戰員秉性特長，在科學安排作戰任務、實施戰場救護以及后勤保障、補充兵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5營起初加入中國國民救國軍，還不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但這支隊伍是在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1931年9月28日，中共東滿特委在延吉召開緊急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滿洲省委的指示，通過了《反對日帝佔領滿洲緊急決議案》《東滿農民斗爭綱領》《士兵運動決議》。會后，中共東滿特委就委派胡澤民、孟涇清、劉靜安、賀劍平等10余名共產黨員到王德林的部隊參與鼓動和組織起義。救國軍成立后，與王德林私誼較好的共產黨員李延祿也被派往王德林部工作，擔任救國軍總參謀長兼補充團團長。中共汪清縣委還派遣李光組織以黨團員、革命農民為骨干的別動隊參加救國軍。在救國軍中，許多黨員擔任了重要職務，如胡澤民任前方司令部參謀長，孟涇清、劉靜安分別擔任救國軍總部正副參議長，李成林、賀劍平擔任救國軍總部宣傳部正副部長。稍后，留蘇歸來的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周保中也加入救國軍，擔任前方司令部參謀處處長。這些黨員干部的加入，使救國軍進步力量大增。戴萬齡的第5營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鍛煉。

救國軍的發展壯大引起日軍嚴重不安，於是派重兵向駐守在黑龍江省東寧的救國軍總部發動猛烈進攻。救國軍孤立無援，陷入敵人重圍。在救國軍生死存亡之際，王德林決定，一部分部隊隨他退入蘇聯境內，一部分分散在各地繼續堅持抗戰。臨行前，王德林邀請戴萬齡一起去蘇聯，被戴萬齡拒絕了。生死關頭想的不是個人和小團體安危，而是抗戰大業，反映了戴萬齡在黨的教育和影響下開始成長起來。

此后，戴萬齡率領第5營經過浴血奮戰，終於突出重圍。1933年10月，他們找到了救國軍的大部隊，與吳義成部在東寧縣老黑山會合。不久，救國軍進行改編，編為東北義勇軍。第5營編入由周保中任軍長的柴世榮旅。從此，戴萬齡率領第5營在黨領導的這支抗日隊伍中奮勇殺敵，屢建戰功，到1936年2月，他們最終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一員。在黨的培養教育下，從戴家走出了第一個共產黨員戴克政。他是戴萬齡的第六子。

“戴家軍”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下堅持抗戰長達7年，彰顯“前方打勝仗，人民是靠山”，全民族抗戰須從基層開始

從1932年2月戴萬齡率領全族男女老少加入中國國民救國軍，參加第一次攻打敦化戰斗，到1938年8月戴克政犧牲，戴家僅剩幾名老弱婦孺在組織安排下被保護起來。堅持抗戰長達7年，“戴家軍”這種組織體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有助於構筑全民族抗戰的牢固根基。

——愛國主義的民族情感，激勵戴氏全族以第5營為平台前仆后繼，英勇抗戰。在戴萬齡心中，“沒有強大的國，就沒有安享太平的家。”戴萬齡一家是在歷經近半個世紀的艱苦創業，成為敦化城東首富的背景下投身抗日的。對他這一舉動很多人不解。有人問他：你家好不容易過上富足生活，這一抗日，今后可就難說了。你就不怕失去這一切嗎？戴萬齡解釋道：“我不抗日，這些東西遲早落入日寇之手﹔我若抗日，這些東西還在中國人手中！”正是這種國家大於小家的民族情感，使戴萬齡牢固樹立為了救亡、趕走日本帝國主義，不怕犧牲個人一切乃至生命的思想。

——既是戰友又是兄弟姐妹、鄉裡鄉親的特殊親情，是這支革命武裝的鮮明特征。這使戴萬齡的第5營官兵更懂得團結的力量。他們在戰斗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形成戰勝敵人的合力﹔當危險來臨時，總是把生的希望留給戰友，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戴萬齡的6個兒子都是這樣犧牲的。如1935年，他的第二子戴克儉在東寧縣境的一次作戰中，率一連人馬為掩護部隊撤退而犧牲。

——這支特殊的革命武裝具有人力和資源優勢，為部隊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優質兵員和豐厚的戰爭物資。王德林在成立中國國民救國軍之前，就有感於戴萬齡敦化首富的優勢，而專程率領部隊拜訪戴萬齡。曾任東北抗聯四軍軍長的李延祿在《過去的年代》一書中回憶說：“戴家全戶將近百十口人，都住在村當中，院落很大，四周有炮台，還養著一二百名炮手。全村的村民，都是戴家的佃戶。”“我卻沒想到，他手下炮手的武器，有連珠槍、‘大抬杆’、三八式，還有一部分竟是一色的二十響捷克式匣槍。在當時，東北軍裡這樣的匣槍還是少有的稀罕武器。”家大業大、財富充盈、武器裝備先進，特別是強烈的愛國心，使救國軍的將領們對發展戴萬齡加入十分看好。戴萬齡加入救國軍后，變賣了家產作為軍餉。他帶來的這批先進武器成為武器裝備落后的救國軍的大殺器。而戴萬齡村裡的青壯年“獵戶”就成為當年兵員補充的主要對象。戴萬齡的姑爺、年僅十幾歲的孫子孫女都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與兵員問題相比，解決部隊衣食住行醫的問題更加緊迫。為此，軍部任命戴萬齡為某團副團長，專司后勤供給工作，戴萬齡最終犧牲在籌款途中。

“一家人抗戰”的成功實踐，激勵越來越多的中華優秀兒女投身抗戰，為最終形成全民族抗戰的局面貢獻了力量

戴萬齡深知萬丈高樓平地起的道理，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必須動員一切力量投身抗戰。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不僅在東北繼續屠殺中國人民，而且把魔爪伸向華北。東北抗戰在形式上是局部戰爭，但在本質上已成為全民族抗戰的重要先聲。1937年7月12日，偽寧安縣森林警察大隊大隊長李文彬，率部起義。這支起義隊伍被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警衛旅。為了加強黨對這支部隊的領導，周保中軍長將戴克政從第二師第四團第二連調到第三師第九團工作。戴克政調任九團二連連長后，工作十分出色。周保中回憶這個過程時說：“李文彬同志所領導之五軍三師，系寧安森林警察大隊反正后編成，帶有若干傳統舊軍隊習氣，雖然革命化進度甚速，但確非有經歷者難於執行領導，克政同志因能恪盡職守，1937年冬於寶清調任九團二連任連長，頗得官兵同情與擁護。”

戴家堅持抗戰7年之久，在當地產生了巨大影響。一些具有愛國心的工農大眾，沿著“戴家軍”的道路，從一家一戶到整村整屯，從一工廠、一商店到全行業投身抗戰。越來越多工農大眾投身抗戰，在推動全民族抗戰形成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7年也是黨的全民族抗戰方針形成時期。1932年4月，即“戴家軍”加入救國軍2個月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就發布《對日戰爭宣言》，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大眾，團結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將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和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主力紅軍……在日本佔領區域及自治區，應盡量組織，擴大及聯合一切的抗日武裝力量——抗日義勇軍、抗日游擊隊等，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游擊戰爭。”這些指示精神，鮮明地提出了全民族抗戰的工作方針、主要對象、依靠力量和策略原則，表明中國的抗戰不是局部抗戰，而是全面抗戰﹔不是國民黨主張的單純政府抗戰，而是全民族一切力量都投身於抗戰之路。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因為隻有這種抗戰，才是群眾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戴萬齡一家人堅持了7年的抗戰，為中國共產黨全民族抗戰理論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沃土。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科研規劃部原副主任、一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