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科學教育的興起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發起並領導了一場自然科學運動。這場運動推動了邊區工業的發展，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又紅又專”的自然科學人才，也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獨具特色的科學教育體系。

　　向科學要方法

　　1938年前后，國內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來到延安。抵達延安的知識分子中，有較為年幼的中學生，也有受到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和海外歸來的留學生。毛澤東及時指出：“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覆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如何實現“科學”與“革命”的結合，留住這批寶貴的知識青年，充分發揮他們的科學能力，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現實難題。

　　與此同時，陝甘寧邊區進入了抗戰期間最為艱苦的一段時期。面對經濟層面的諸多困難，中共中央一方面提出“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各機關、學校和軍隊開荒種地，發起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另一方面則決心向科學要方法，依靠科技發展來解決生產難題。由此，掌握科學技術，發展工農業生產，成為陝甘寧邊區施政的重要目標。毛澤東號召：“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長期領導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也說：“在今天，我黨不僅要領導政治，也要領導技術。”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然科學運動在邊區蓬勃開展起來。作為科學研究基礎工程的科學教育，也在邊區急速推進。1939年末，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成立，在隨后召開的自然科學討論會上，與會專家提議：“把自然科學研究院改為自然科學院，以現有的科技人員為師資，以科學院為基地，既從事科研實驗，又大力培養新的科技生力軍。”這一提議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和贊助。1940年，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改名為延安自然科學院，同時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中共中央的堅定支持與延安自然科學院的穩定建制，為科學與革命的有效互動打開了廣闊空間。

　　有組織地發展科學事業

　　延安自然科學院創建前，對是否要開展科學教育這一問題，黨內爭議很大。邊區的科技人員本就數量有限，要抽調一部分科技工作者離開生產崗位，開展科學教育，無疑會增加生產難度。一些干部便主張，這一階段不應該辦科學教育。也有人提出，科學教育可以開展，但應該“隻搞短期技術教育，不必搞系統教學”。

　　為凝聚共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徐特立發表多篇文章，詳細闡述了辦科學教育的必要性。徐特立指出，一是要開辦科學教育，為未來儲備科技人才，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僅要看到當下的困難，還要看到未來的需要，“先進的政黨，每一步驟都不會忽略過去的歷史，同時每一步驟，都照顧著將來”。二是在中國要想發展科學技術，必須依靠政黨的組織。由於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后，對科技人才的組織性差，導致“人才既少，用之又不得當，因此科學教育委之於書商，而軍事秘密謀之於外國顧問”。因此，唯有依靠政黨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發展科學事業，才有擺脫落后局面的可能，“當著戰爭的破壞和封鎖的嚴重時期，更不容有無組織無計劃的行動，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應該如此”。三是科學教育不能一直停留於短期技術培訓，必須培養系統掌握科學理論的人才。徐特立還深刻指出，空想主義和實利主義對科學建設同樣是有害的。科學研究如果停止在書本上（即原則上）與停止在解決目前的生活問題上，同樣是非實際的。

　　尊重優待科技專家

　　黨內通過思想教育和多次召開討論會的方式，使開展科學教育的主張得到了主要負責干部和大部分科技工作者的支持。中共中央做出決策，要求黨員積極參加技術工作和科學教育工作，支持科學事業的發展，邊區還建立了各類科學研究會，形成了支持科學教育的系列團體。

　　1941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黨員參加經濟和技術工作的決定》明確要求黨員要直接參與到經濟和技術的具體工作中，而不僅僅是承擔領導工作。中共中央要求：“一切在經濟和技術部門中服務的黨員，必須向非黨的和黨的專門家學習。”對不願學習和不願承擔具體技術工作的黨員，中共中央嚴肅指出：“應糾正某些黨的組織和黨員對革命工作抽象的狹隘的了解，以至輕視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認為這些工作沒有嚴重政治意義的錯誤觀點。”此外，邊區政府還制定了優待科學人才和發展科學教育的多項規定。

　　黨對科技工作者十分尊重，從政治上和待遇上都給予科技專家以優待。自然科學院對從敵后及國民黨統治區來的教員，生活上給予優待，伙食上吃中灶，衣服、津貼比一般工作人員好﹔政治上不准歧視知識分子，強調共產黨員要尊重黨外學者，及時吸收科技人員和青年學生入黨﹔鼓勵知識分子說真話、敢於發表各種意見。這些舉措使得在自然科學院工作的專家、學者和知識分子心情舒暢，能充分發揮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自然科學院把當時參加革命的高級知識分子都收攏起來，聚集了不少人才。以化學系為例，化學系的教師中，“陳康白、劉咸一、屈伯傳（川）三位同志是留德回國的，其余的也是國內大學畢業，如李蘇、董文立、王士珍等”。

　　除了科技專家，主持自然科學院工作的負責人也多是經驗豐富的黨政干部。自然科學院創立時由李富春擔任院長，陳康白擔任副院長，屈伯傳（川）擔任教務處處長。不久后，由於李富春工作忙碌，徐特立接任自然科學院院長，主持全面工作。他們的業務能力和領導能力都很強，為自然科學院的快速發展做了很大貢獻。1940年9月，自然科學院開始正式上課，邊區的科學教育以自然科學院為中心蓬勃開展起來。

　　（摘編自《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0年第5期 熊成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