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30多年后，如今走到了一個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人口、環境和資源瓶頸約束顯現，外部經濟環境急劇惡化。如何引領中國經濟助力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需要習近平拿出新版的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經濟改革方略氣魄宏大、布局完整、主攻點明確，這一改革戰略組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要發力點，以“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為主要支撐，以創新為最主要的驅動力，共同服務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目的。習近平經濟改革方略強調創新導向，重視發揮智庫作用，特色鮮明，富有時代感，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破析中國改革之困，將引領中國進入新的黃金時代。

習近平經濟改革方略為歷史貢獻“強國策”

2015年6月，由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簡體中文版面世，並引發熱議。

這本書總結了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國家興衰史，認真分析了一些困擾人類幾十個世紀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窮？為什麼有些國家富？為什麼有些國家先窮后富？為什麼有些國家先富后窮？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結論很簡潔：當一個國家採取了適當的支持增長的政治制度時，該國就能崛起﹔而當這些制度僵化或者不適當時，該國就會失敗。

對於這個看似簡單的結論，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裡·S·貝克爾卻給予高度評價：兩位作者非常有說服力地表明，一個國家隻有具備適當的經濟制度時，才能夠脫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聯系是他們主要貢獻的核心，這已經得出了一項關於這個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問題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

將政治和經濟一體化考慮，理清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証關系，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精髓。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有重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就曾專門組織干部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並對蘇聯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毛澤東先后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統籌兼顧和綜合平衡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戰略等，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積極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求突破教條式的蘇聯政治經濟學和計劃經濟模式。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等，都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辟了新道路。

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善於將政治與經濟統一起來考慮，將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綜合統籌，不斷變革創新經濟機制和政治機制，使之達到最大限度解放生產力、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可以說是中國領導人始終堅持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維方法和理論邏輯，這一獨特的治國理論甚至可以稱為“改革學”。

中國需要新版政治經濟學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盛贊其為：“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鄧小平將這一改革理論成果稱之為“政治經濟學初稿”，既贊揚其遵循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拿出了對中國改革開放第一階段富有啟迪的政策思路。當然，稱其為“初稿”就意味著還有不斷改進的空間，這其中也飽含著鄧小平對后來的中國改革家將之臻於完善的殷切期待。

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銜枚疾進，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增長成果。但隨著世界金融危機蔓延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當代中國經濟的規模體量、內外環境的紛繁復雜，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程中也是絕無僅有的。經歷較長時期高速增長，各種矛盾問題亦不斷積累交錯。特別是出現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資源、勞動力和環境約束日趨嚴峻，國際經濟需求長期疲軟等新的尖銳矛盾，過去以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為主動力的經濟運行機制日漸失靈。對新階段的中國經濟改革形勢怎麼看？中國經濟改革該怎麼干？全世界都睜大了眼睛，緊盯著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是否能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

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說，近年來中國經濟以超乎預期的速度放緩，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為25年最低，這使外界擔心中國是否會陷入漫長的低增長期，即“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比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過渡更為復雜。“事實証明，中國的發展戰略在過去30年裡非常成功，但用於今天的發展卻不一定有效”。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也發表文章分析稱，中國30年來的發展奇跡展示的是這個國家作為終極生產者的超凡能力。然而，這種生產模式不一定適用於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的目標。該模式容易導致儲蓄過剩、投資過度、無限制的資源需求和環境惡化，找到一種新模式勢在必行。

顯然，推出新版本政治經濟學的時代命題擺到了習近平面前。

“新教案”人民味很足

要寫出新版政治經濟學教案，最重要的就是准確判斷經濟形勢和經濟發展階段。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科學分析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准確把握中國基本國情基礎上，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是引領中國邁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理論基礎。

習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態”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他說：“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在把“新常態”作為經濟改革理論基礎提出6個月后，習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系統闡述了什麼是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的新機遇、怎麼適應新常態等關鍵點。

習近平指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點是：

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