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武丁時期牛胛骨刻文

一個多世紀前，甲骨文的發現石破天驚，改寫了中國歷史，革新了現代學術，也為漢字書法藝術開辟了新的路徑。

中國是一個崇拜文字的國度。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話譜系中常與女媧煉石補天、盤古開天辟地比肩並論。相對於遠古傳說而言，甲骨文的發現就像是一個近世神話，在關心這個故事的人之間紙筆相傳。今年是甲骨文發現115周年，山東煙台的王懿榮紀念館新館於8月11日舉行落成儀式並對外開放，再度把作為甲骨文最早發現者的王懿榮引向前台。當前，在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潮中，重溫甲骨文的發現之旅，有助於我們再塑對古老漢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一片甲骨驚世界

1899年秋，還差幾個月新世紀就要來臨了。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在這一刻突然醒來，送給新世紀一個驚喜。

這一天，一位姓范的估客（流動商販舊稱）帶了一些龜甲遠道而來，按照約定找到了時任國子監祭酒王懿榮。

年過半百的王懿榮此時已執掌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多年，是一位名聞朝野的飽學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學造詣。《清史稿》裡特別提到：“懿榮泛涉書史，嗜金石。”在當時的收藏界，王懿榮享有“得公一言，引為定論”的聲望和影響力。

由於刻在龜甲上的痕跡與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處，深通金石文字、有著豐厚知識儲備的王懿榮，很快就認出了龜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種文字，因而“見之狂喜”，開始重金收購。

人們后來將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文字統稱為甲骨文。年代古遠的甲骨文因錯落多姿而又和諧統一，被譽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瑰寶和中國書法藝術之先河。郭沫若認為，要達到這樣的技巧，是需要長期的艱苦練習的，故甲骨文中有不少的練字骨，刻寫者用干支文字在上面練習，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

研究表明，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成系統文字，多為殷商王室的佔卜記錄，載有豐富的社會生活信息。它和古埃及的紙草文字、古巴比倫的泥版文字以及古印度文字並稱為世界四大古文字，又與漢晉木簡、敦煌文書、內閣大庫書籍檔案合稱中國近代學術四大發現。甲骨文的發現改寫了世界文明史的記錄，把中國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並由此引起對商都殷墟的發掘，促成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使得20世紀中國的學術軌跡有了一個嶄新的開始。

甲骨文驚現於世，在20世紀初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場“地震”。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強烈質疑甲骨文的真實性，梁啟超則稱甲骨文的發現使“中國考古學被這令人吃驚的革命動搖了”。

甲骨文發現所帶來的效應震驚了世界，華北平原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屯村一舉成名。一時間，有些見識的文人墨客言必甲骨，外國人也四處搜求，后致有字甲骨流散到世界上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許多博物館都以藏有中國的甲骨文為榮耀。郭沫若有詩雲：中原文化殷創始，觀此勝於讀古書。一片甲骨驚世界，蕞爾一邑震寰宇。

發現者之爭

對於甲骨文的發現者，早期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多有述及，人們普遍認為王懿榮是最早的發現者。

經常騎著一匹白色老馬在洹河兩岸收購甲骨文的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在《殷虛卜辭》中談到王懿榮時說，“今之所稱甲骨卜辭，彼實發現之第一人也”。王國維也說，甲骨文“初出土后，濰縣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王懿榮謚號）。文敏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后皆歸之”。

王懿榮於1899年秋開始收購有字甲骨，但讓人遺憾的是，他未及對這種文字展開深入研究，即於翌年8月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投井殉國。

關於甲骨文的發現者，除王懿榮發現說外，也曾有過剃頭匠發現說，或古董商發現說等等，但一直未成主流聲音，因為學界並不普遍認同這種非文字或學術意義的“發現”。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天津一些報刊發表文章提出王襄發現說，依據主要來自王襄自述。曾在天津工作過的學者李先登亦在《光明日報》發文支持此說，並指社會上流傳的王懿榮在中藥“龍骨”上發現甲骨文一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