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９日 中共臨時中央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把中間派別斷定為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決定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第一等的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斗爭”，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號召群眾武裝起來，“推翻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政府”。上年１２月６日，中央即曾指示紅一方面軍“首取贛州”。１月１０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進攻贛州的訓令。從２月４日至３月７日，歷時33天，贛州久攻不克，紅軍反遭重大傷亡，喪失了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的有利時機。
１月２８日 日本軍隊在上海發動進攻。國民黨駐軍第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影響下，違抗國民黨政府的命令，奮起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市日本紗廠工人舉行罷工，動員各界群眾大力支援十九路軍抗戰。２月中旬，張治中率領第五軍到上海與第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上海和全國許多地方興起支援淞滬抗戰的群眾運動。蔣介石、汪精衛聯合掌權的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極力破壞淞滬抗戰，鎮壓抗日運動。５月５日，國民黨政府代表與日本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在上海至蘇州、昆山地區無駐兵權。但日軍可在上述地區暫駐“若干”軍隊。５月６日，上海各民眾團體聯合會通電全國，反對國民黨出賣上海，反對對日屈辱協定。９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出通電反對《淞滬停戰協定》。２３日，國民黨政府軍委會下令調第十九路軍到福建“剿共”。
２月３日 茅盾、魯迅、葉聖陶、郁達夫、丁玲、胡愈之、陳望道、馮雪峰、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憤怒斥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呼吁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文化團體支援中國抗日斗爭。
２月２６日 中共臨時中央發表為取得上海戰爭的勝利告全國民眾宣言，不僅拒絕同抗日反蔣的各派進行聯合，而且提出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並由這個委員會召集工農兵和其他勞苦民眾的代表會議，建立民眾政權的“左”傾錯誤綱領。
３月 湘鄂西的紅三軍（由紅二軍團改編）在襄北作戰，粉碎了敵軍的“清剿”計劃，殲敵二個旅一個團六個營。隨著斗爭的勝利，紅三軍發展到一萬五千余人。
３月９日 日本扶清廢帝溥儀在長春成立偽“滿洲國”。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改稱“滿洲帝國”，溥儀由“執政”改稱“皇帝”。
３月中旬 贛州戰役后，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贛州東北的江口召開會議，總結圍攻贛州的經驗教訓，討論中央紅軍行動方針問題。毛澤東提出紅軍應集中力量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地形條件比較有利的贛東北方向發展，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廣大地區發展革命戰爭的正確戰略方針。然而中央局多數人堅持臨時中央的主張，力主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為此，決定將中央紅軍分成中路軍（后稱東路軍，即第一、五軍團）和西路軍（第三軍團），分別作戰。
是年春 劉少奇因堅持正確的工人運動的策略方針，被中共臨時中央指責為“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被撤銷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在這以前，劉少奇曾同“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領導者在工人運動的策略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論。他不贊成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組織赤色工會，反對不顧客觀條件而硬要進行工人群眾的斗爭，主張利用一切合法的機會開展工人運動。
４月２０日 由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組成的東路軍攻佔漳州，俘敵一千六百余人，繳槍二千余支、飛機兩架及其他大量軍用物資，並籌得大批經費。
５月２０日 中共臨時中央發出致蘇區中央局電，批評自蘇區黨代會（即贛南會議）后的中央蘇區工作，說蘇區黨代表大會“對於政治情勢估計不足，因此，對於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及進攻的路線，缺乏明確的肯定的指出”。指示電再次強調“目前應該採取積極的進攻策略”，“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６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長汀召開會議，討論貫徹中央５月２０日指示電，作出《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蘇區黨大會前后工作的檢閱及中央蘇區黨的目前中心任務》，承認中央的批評是正確的。
６月 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通過《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關於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在這些文件中，臨時中央不顧主客觀條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謂“北方落后論”，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東北三省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立即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
夏 東北地區抗日義勇軍發展到三十余萬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從1931年10月起，東北各階層人民和愛國官兵，紛紛組織抗日義勇軍等各種形式的抗日隊伍，進行武裝抵抗。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義勇軍中積極開展工作，對其發生了一定影響。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英勇作戰，揭開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序幕，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抗日義勇軍最后雖遭到失敗，但為后來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打下了一定基礎。
７月 蔣介石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6月9日，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剿匪”會議，准備在全國范圍內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然后移兵“圍剿”中央根據地。7月，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兵力，分左右兩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軍事“圍剿”。由於紅四方面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連續取得重大勝利，加上紅三軍在襄北作戰的勝利，直接威脅武漢，所以敵人用三十多萬兵力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用十多萬兵力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進行了抗擊，８月在七裡坪給敵以重創。由於張國燾在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和在蘇區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雖英勇奮戰兩個月，殲敵近萬人，但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１０月１０日，中央分局在黃安縣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四方面軍主力兩萬余 |
